他不太喜欢"红学家"这个称谓，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但他和"红楼"却是有夙缘的--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手中有一部日文版的《石头记》。他那时太小，看不懂，就丢下了。后在南开中学读书，常和后来成为散文名家的同学黄裳在一起"谈红"，一度甚至想英译《红楼梦》。

　　他就是周汝昌，我国著名红学家，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他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贴津贴。

　　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签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平生耽吟咏、研诗词、笺注、赏析、理论皆所用心，并兼研红学。有2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第一部、也是代表作。

　　1980年赴美国出席"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1984年受国家委派赴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1986－1987年，获美国鲁斯基金，赴美国访学讲学一年并任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

　　他真正走上"研红"之路始于1947年。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读"亚东"版《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时注意到，胡适先生谈及，自己手中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觅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就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汝昌。周汝昌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一查，居然一索即得。敦诚、敦敏是曹雪芹生前最好的朋友，诗集中自然有宝贵的史料。于是，周汝昌据此撰写了一篇关于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文章，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后。胡适先生看到后即回信切磋，信也在报上发表了。

　　周汝昌回忆道，1948年6月的一天，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他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的胡适先生府上造访。胡适先生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他手里，后又托人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送给他--正是由于这段因缘，1948年，周汝昌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一部红学划时代作品的重要专著"。该书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着再版三次，当年的研究者们几乎人手一册。

　　周汝昌一生坎坷，二十几岁，双耳失聪，后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仅靠右眼0.01的视力支撑他治学至今。《红楼梦新证》、《曹雪芹传》、《书法艺术》、《杨万里选集》，这一部部穷尽毕生心血研治的作品，展示了周先生多方面的艺术才华和造诣，远非"红学家"一词所能概括。今虽已是耄耋之人，思维较先前毫不逊色，每日仍笔不停挥，著书立说。

　　"红"与"黑"的悲剧人生

　　"说实话红学是一门悲剧性的学术，选择了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第一流的大学者不屑为之，对它有兴趣的又不够资格，于是就落到了我辈之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痛苦。当然这种痛苦只是我个人的小悲痛。"周汝昌说。

　　而这个"悲剧"的开始应该追溯到他的孩提时代，那时他就爱听母亲讲述《红楼梦》里的故事。20年后，他和《红楼梦》的缘分逐渐明晰。

　　他在书中写到："那时候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我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这是胡适先生多年以来为了考证曹雪芹想找而没找到的。我翻开一看大为惊喜。里面有6首直接咏及曹雪芹的诗。"

　　他兴奋不已，由此沉醉红学，一生不醒。周汝昌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此文引出了周汝昌和胡适的一段佳话。胡适看到周汝昌的文章之后，非常高兴，主动给周汝昌写了一封信，此信也在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一部《红楼梦新证》的出版，使他红极一时，成为当时的热点人物，成了"红人"。

　　但《红楼梦》也曾给他带来过厄运，使他因"红学"成为"黑人"。《红楼梦》影响了他的一生，"红"与"黑"的人生经历不断转换伴随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