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底，茅盾迁居北京交道口附近的后圆恩寺胡同13号，在这里住了6年多。1976年3月24日，他开始口述回忆录，第二年秋天动笔改写录音稿，直至1981年2月19日住进医院。当年3月27日，茅盾病逝。可以说，茅盾的最后五年，是在写作最后一部长篇作品——《我走过的道路》中度过的。或者说，他是在“回忆”中度过的。 
 
　　“悠闲”中的繁忙

　　茅盾迁居这里时，表面上看，年迈体衰多病的他在这里过着“以不变应万变”的赋闲生活，因为他自“文革”前辞去文化部部长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就摆脱了繁忙的事务性工作。1975年8月，他在一次体检后写给姚雪垠的信里曾提到：“好在我是闲人，过着悠闲的日子，想来还可以拖几年。”其实，此时的茅盾，不仅是一个闲人，更是一个病人，在他的日记以及写给亲友的信中，叙述病况屡屡成为主题，如“我之全身血管硬化已见于两腿发软，步履蹒跚，上楼气喘至不能说话，又手指麻木，写字歪曲。用脑（例如看大字书或写信）半小时即头皮紧张，如贴了个膏药。”除了上医院看病及出席必须参加的活动外，茅盾晚年已很少出门。卧室内靠西墙一排矮书柜上，摆着一二十个小药瓶，可谓茅盾健康状况的一个写照。

　　但是，在卧室里还能看到另一幅景象：床头柜上摆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国防文学论战》、《左翼文艺运动史料》以及他担任过编辑的《小说月报》、《文学》等书刊，三屉桌上则摆放着台灯、墨水瓶、放大镜、稿纸和十来支各式钢笔、水笔。所有这些似乎又表明，工作依然是主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

　　事实上也是这样，茅盾的足不出户，并不等同于无所事事，或是纯粹的养病赋闲。他最后几年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全花在了回忆录的写作上，上列的书刊都在备查之列。用“繁忙”二字来形容，也并不为过。只要是身体能够支撑，茅盾都在写回忆录或查阅资料。紧张的写作一直持续到2月18日，离他去世仅一个来月。

　　先动口，后动笔

　　茅盾开始口述回忆录时，正当“文革”末期。此前，不少亲友曾动员他写回忆录，茅盾都没答应。他认为写回忆录单凭记忆是不够的，等国内政治形势好转、图书馆的资料对外开放后再考虑此事。但到了1975年底和1976年初，形势骤然恶化，他担心自己等不到“四人帮”下台了。一天，茅盾把家人叫到身边，向他们宣布：“现在，我打算开始写回忆录了！”并决定利用家里的一台旧录音机口述录音，同时由家人做笔录。

　　据茅盾亲属回忆，他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录音，每次两小时，晚上和上午则躺在床上构思，为下一次录音打腹稿。事情进展颇快，“整个4月份，他几乎天天口授录音……仅用了十天时间就讲完了30年代，又用了十天时间讲完抗日战争，再用两天时间讲完解放战争”。然后又回过头去追述自己的童年、学生时代以及上世纪20年代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后来又不断地补录、增录、重录。这期间，赶上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大事迭发，国内政治局面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到了1977年秋天，茅盾看过部分录音稿后，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只是叙述了经历，缺少文采，没有血肉，“它无法表现作家的风格”。茅盾决定在录音的基础上动笔重写回忆录，并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广泛搜集资料。当然，所有的资料准备最终将落笔到纸，这对于老病之躯的茅盾而言，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他的家人在《父亲茅盾的晚年》一书中，有如下一段回忆：

　　爸爸晚年因肺气肿引起的气喘日益加剧，伏案时间稍长就会引起气喘，所以每次写作不能超过两小时……

　　1981年2月18日，茅盾在低烧中对《回忆录》的若干章节作了补充和增写之后，对家人说：“不写了，要休息休息了，明天打算去医院。”2月20日，他住进北京医院，便再也没能出来，直至3月27日去世。他带着对未能亲笔完成《我走过的道路》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